小编： 弱国家一弱社会、强国家一弱社会、弱国家一强社会、强国家一强社会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四种模式
弱国家一弱社会、强国家一弱社会、弱国家一强社会、强国家一强社会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四种模式。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演变中政治认同的图式变迁，在弱国家一弱社会到强国家一弱社会、强国家一弱社会到弱国家一强社会、弱国家一强社会到强国家一强社会的动态图景中，政治认同呈现封闭型到权威型、权威型到放任型、放任型到开放型的图式演绎，而强国家一强社会的关系模式是政治认同生长的最佳生态。
考察人类发展史，一定程度上可表述为国家与社会此消彼长、相互博弈的历史。从历史纵轴回溯，国家与社会大体演绎着同构一体、有限分离、有机互动的嬗变历程；从理论横轴上剖析，不难发现，国家与社会呈现弱国家一弱社会、强国家一弱社会、弱国家一强社会、强国家一强社会四种模式；从元哲学透析，国家与社会的强弱应有其限度与边界，社会过强、国家过弱易导致“离散型社会”“俘获型国家”的出现，社会过弱、国家过强则可能存在“僵化型社会”“掠夺型国家”的风险。管窥历史，弱国家一弱社会、强国家一弱社会、弱国家一强社会、强国家一强社会的博弈生态在东西方进程中或隐或显地存在过或正生长着，但并未存在统一的演绎定式。综观当前学界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论域对政治认同相关问题的探讨，仅散见于少数论文中，如冯宏良、余金成从国家与社会论域对改革以来社会政治稳定展开学理分析，提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序互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动态均衡是政治稳定的两个基本向度，叶长茂、虞崇胜提出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健康发展需要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既合作又制衡的平衡关系，但总体上仍呈现国家与社会关系、政治认同探讨的“两张皮”现象，关于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模式演变中政治认同呈现何种镜像与图景的探讨则更为欠缺。因此，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演变中政治认同生成的表征、样态与根源，是当前洞悉并明晰何种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最适宜政治认同理性生长的必要考量。
弱国家一弱社会，顾名思义，国家与社会均处于“孵化”状态，国家意识不彰显，社会自主亦未形成。“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社会是具有自主性的、独立于国家之外的非政治领域”，国家与社会都不是先验性的唯名论研判，而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观照历史，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古希腊时期、东方社会的封建社会前期是“弱国家一弱社会”的生态表征。古希腊时期，城邦是国家的雏形，城邦之外是社会的雏形，城邦是依个体的出身与公共事务的参与建构公民的共同体，城邦之外则被认为是“非神即兽”的存在方式。但是，城邦并不具备国家的权威性与合法性，而往往沦为甚嚣尘上的“公共意志”所操控的共同体，城邦之外也不具备社会的自主性与自足性，而往往沦为无处不在的“必然律”所束缚的捆绑状。由此观之，这一时期的国家与社会既是胶着的依附，也同是“弱性”的生存状态。东方社会的封建社会前期是以血缘政治为基础、以耕作土地为半径的生存模式，“家天下”是其主导理念，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等制度则进一步由“方国联盟”走向“天下共主”，“家天下”实则是天下意识替代国家意识、家观念替代社会观念的另意演说。弱国家一弱社会的历史写照是相对松散的“原子式”个体依出身、血缘或地缘等自然因素结合的共同体，在附魅的“克里斯玛型”(韦伯语)力量指引下相互依存的历史生态。
弱国家一弱社会的博弈图式中政治认同呈现封闭型的表征：一是认同指向的封闭。弱国家一弱社会的生态写实基本是在国家观念谱系生成的预成期，这一时期个体的政治认同指向往往是城邦共同体或宗族共同体。城邦共同体是“追求最高善的最高社群”，然而城邦实则是“零和”博弈的社会活动，在城邦与家庭中有泾渭分明的界域，城邦为实现“最高的善”，以规避“社会资本”累积效应的下降，往往只能走向封闭，指向城邦的认同也即走向封闭。宗族共同体是依血缘、宗法等自然因素建构而成，先天自然因素的依附性使指向宗族共同体的认同也即具有封闭性。二是认同意识的封闭。弱国家一弱社会的生态写实下政治认同的意识并未彰显，也处于封闭状，如古希腊时期城邦与家庭清晰界分，要跨入自由的领地需获得公民身份与积极的参与。正如阿伦特所言：“古代人必须每天穿越横亘在他们面前的这条鸿沟，越过狭窄的家庭领域，‘升入’政治领域。”认同意识并不是在社会生活中穿梭自如的，而是封闭于仅有的政治领域。东方社会的封建社会前期，认同意识也仅限于朦胧的封闭式的宗法指向的认同。费孝通先生所讲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差序“系维着私人的道德”，一定程度上也是认同意识封闭的佐证。三是认同空间的封闭。认同空间在这一时期主要局限于城邦或是“向土里讨生活”而形成的生活世界。如学者言：“血缘和地缘关系，构成了农民生活世界的坐标。”简言之，认同空间是依城邦或依土地建制的封闭式的所属共同体。
强国家一弱社会，即国家与社会在此消彼长的博弈中，国家较之社会处于更为强势的生态写照。国家是一个权力场，当国家观念在历史更迭中逐步确立时，国家内蕴的权力的天然扩张性则逐步伸展。权力的天然扩张与权利的懵懂蛰伏使强国家一弱社会成为弱国家一弱社会后的一大走向与可能。管窥历史，西方社会中世纪时期、东方社会君主专制时期是强国家一弱社会较为典型的形态。西方中世纪时期是王权与教权相互博弈与相互增权的时期，国家的权力可以说在教权的强势进攻下有所退出与消蚀。然而正如有学者提出：“教会才是第一个现代国家”，即教会与国家是一体两面，教权与王权的分野与博弈并不是国家与社会的面向，而是权力一维的争夺与伸张，教权的强劲只是权力的另一种异化，从公权力角度考察，这一时期公权力相对于社会仍是强势。由此观之，西方社会中世纪时期可视为强国家一弱社会的一大佐证。东方社会君主专制时期“君权至上”与“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是这一时期的政治表征，“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王权主义成为整个东方传统社会的共同认知。君主既可依据世袭、血统、权力流转等方式获得天然的权威性与正当性，也可以征税、征兵、修建土木、心性教化等方式实现资源的提取与社会的渗透，可以说，国家以高度集中的权威与权力统领社会的各个领域。
强国家一弱社会的博弈图式中政治认同呈现权威型的表征：一是认同指向的强制。强力预设是强国家一弱社会的注脚，无论是宗教式权威的预设或是君权式权威的预设，认同指向都内蕴着强制的符号，在天、道、圣、王的“完全知识”符号型建构和谐秩序中，庶民是顺从天命者，“顺、奴、崇、守”成为庶民生活的准则与处事的逻辑。二是认同意识的僵化。教权下的认同意识是宗教麻痹的附属物，正如马克思所言：“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宗教式的认同意识在自我意识、自我感觉的迷惘中呈现神秘旨意下的僵化式认同。君权下的认同意识是强力控制的衍生品，“兼听独断”也好、“皇上圣明”也罢，不论君王或错或对的决策，群臣均以“圣明”为一以贯之的答复。这一时期教权或君权以天、道、圣、王合一的转承转合，将国家与社会高度同构于自身的权威之下，认同意识也即同构于权威性的主宰之中，呈现僵化与附从的表征。三是认同空间的囿域。“强国家一弱社会”博弈图式中附魅、宰制是其逻辑走向，顺从、依附则是其民众性格，在“强国家一弱社会”博弈图式中认同空间或是囿于教会共同体，亦或是囿于君主专制体中，民众在囿域的空间下遵循神圣旨意或君权至上的运转法则。
从弱国家一弱社会到强国家一弱社会的走向并非历史必然的写实，而是理论逻辑的推演。管窥历史，从弱国家一弱社会到强国家一弱社会的走向是历史发展的主流。究其原因在于：首先，权力的天然扩张与权利的懵懂蛰伏。从权力与权利观照，国家与社会也是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另一代言，权力的天然扩张、僭越的特性使其如脱缰的野马难以束缚，权利的懵懂蛰伏则在未经承认下如襁褓的幼婴软弱无力，权力与权利的鲜明反差，使强国家一弱社会的走向成为一种有力的趋势。其次，国家力量的集中与社会力量的松散。国家自成立之始“以强大和相对自主的政府结构，寻求给社会强加一套基于强制的有限的多元主义的利益代表机制”。社会力量较之国家力量处于松散的“原子状”，在国家与社会的博弈中往往是国家强与社会弱。最后，国家论证的强势与社会叙事的薄弱。回溯国家的论证与社会的叙事，不难发现，对于国家之论证无论是霍布斯式“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基础上的建构和洛克式“田园诗般”的解读，还是卢梭“人人平等”式的论证，都将利维坦的必要性剖析得层层人理，然而社会之叙事则是“混沌”“混乱”“自主性弱”等薄弱表述的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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